沈醉在《军统内幕·军统培训特务的内幕——从军统临澧特训班看特务的滋生》中回忆，当年著名的军统临澧特训班教官大多数都是从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回来的叛徒，其中沈醉开列的名单中惠州股票配资，有谢力公、王崇五、陆遂初、王班联、贺元、徐永年、吴景中，却没有他的姐夫余乐醒和当过多个军统特训班总教官的程一鸣。
沈醉不提余乐醒和程一鸣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余乐醒在解放前就已经跟地下党组织恢复了联系，还在卫生间藏了一部电台，而程一鸣则于1964年12月，以“国防部情报局驻澳门少将组长”的身份从澳门秘密回归，他是假叛变真潜伏，还是幡然悔悟弃暗投明，不同的史料有不同的记载。
军统局先改为保密局，保密局又改成情报局，这一点熟悉那段历史的读者诸君都知道，沈醉笔下的军统临澧特训班一大队二中队政治指导员兼情报电讯教官、中苏情报所总务科长、军统西北区区长、东北区区长、保密局天津站站长吴景中，就是我们在电视剧《潜伏》中看到的那个老谋深算的吴敬中，为了方便期间，咱们还是统一称呼其为吴敬中——特工的名字就像衣服和代号一样，可以随时变换，哪个是真哪个是假，其实并不重要。
吴敬中跟沈醉是老同事、老朋友，能以叛徒身份担任军统（保密局）“封疆大吏”，那必须是有两把刷子的，看沈醉回忆录，有读者可能会想到一个问题：那么多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生回国后居然能成为军统特训班教官，沈醉还称他们为“重要负责人”，莫非莫斯科中山大学还有特工课程？
其实这个问题，在余乐醒身上就能找到答案：余乐醒在莫斯科留学期间，很专业地学过情报和秘密保卫。
沈醉的女儿沈美娟在《名人传记》2016年第8期发表的《余乐醒的黑红人生》，揭示了余乐醒的结局：“上海解放后，余乐醒被派往某矿山机械厂任工程师，‘三反五反’运动中，说是他负责的抗美援朝的产品有偷工减料的行为。于是，现行问题和历史问题加在一起，他被投进了监狱。不久，他便因心脏病复发，病死狱中。”
“三反”就是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中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在私营工商业者中开展“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但我们根据其他史料记载发现，余乐醒是1955年事发入狱，1959年病死，似乎跟三反五反没多大关系——时间对不上号。
不管怎么说，余乐醒在解放前都已经归队，这一点沈醉也可以证明，他在《我的特务生涯》中回忆：“直到上海解放前夕，毛人凤才真的发现余乐醒与共产党有联系。他派上海警备司令部稽查处长黄加持去逮捕余乐醒。这事被该处一个临训班毕业的学生知道了，他立即在附近商店借了个电话告诉了我姐夫，让他立即离开。黄加持赶到余家时，扑了个空。上海解放后，姐夫回到了人民的行列，他并没有忘记我。他曾向党组织反映了我的情况。希望组织上派人与我联系，争取我弃暗投明，立功赎罪。”
沈醉在回忆录中多次提到余乐醒已经“归队”，而且他对余乐醒“归队”也是知情的，这就让我们禁不住联想到一个问题：余乐醒已经做出了正确的选择，吴敬中要是不离开天津，而是留下来把潜伏特务都交出去，是算起义还是投诚？
关于吴敬中离开天津的原因和方式，史料记载和电视剧剧情是有很大差别的，所以我们只能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只聊他留下来不走，是会像投诚从浙江站站长章微寒一样换上解放军军装，还是像章微寒一样被送进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并直到1975年最后一批特赦？
您没有看错，我也没有写错，投诚后穿过一段时间解放军军装的是章微寒，最后一批特赦的也是章微寒：章微寒投诚后交出了一些愿意自首的特务，却按照包庇、放走了一些顽固特务，毛人凤还从台湾派了一些特务潜回与章微寒联络，章微寒不但没有汇报、抓捕，反而将人藏在家中。
章微寒的事情沈醉十分清楚，并写进了《战犯改造所见闻》：“有两个没有被查出，混到杭州找到了他，一个被发觉而遭到逮捕，另一个便找章请求暂避一下，好找机会逃走。由于那个被捕的供出了章与他们的关系，公安部门便去章家搜查，把那个漏网的抓住了。这样，章微寒也就被‘捉将宫里去’交代问题了。”
我们细看相关史料就会发现，章微寒是半真半假的投诚，而余乐醒是起义、投诚还是归队，还真难以下定论，即使睿智如读者诸君，恐怕也难以对余乐醒的行为定性。
余乐醒在军统期间，就曾因为挪用公款做生意往自己腰包里揣利润而被戴笠下令查办，查办者居然就是其妹夫沈醉，沈醉最后和稀泥交出了令戴笠勉强接受的投名状：“你看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吧！”
就像吴敬中说的那样，要不是为了那点特权，没有多少人愿意当官，同样道理，要不是为了个人私利，余乐醒也不会叛变，吴敬中和余乐醒是绝对的“同类”，余乐醒贪财，吴敬中也不例外，余乐醒能“归队”，吴敬中要是跑不掉的话，也有三条路可走，那就是归队、起义、投诚。
如果不是使用了非常手段，吴敬中是不可能离开天津的，因为他叛徒的身份，恰恰是毛人凤最厌恶并决心抛弃的，这一点沈醉也很清楚：“毛人凤他最毒辣的一手，是在全国快解放前保密局逃往台湾的时候，不少叛徒比一般人都害怕，争先恐后急于要走，他却偏偏把这些人留下来，不准他们去台湾。他分析给我听，这些叛徒能利用的地方已利用得差不多了，去到台湾人地生疏，起不了什么大作用。台湾地方小，也不需要用这么多人，去了只有增加负担，丢下来的好处却大得很。”
保密局天津站最后一任站长、吴敬中的继任者李俊才（此人可能是李涯的历史原型，天津解放后到军管会自首，1966年特赦后先去西安草滩农场当了老师）在《国民党保密局在天津的特务组织黑幕》中回忆，吴敬中并没有奉命去执行什么“海峡计划”，而是在1948年12月14日“在送李广和去机场时私自搭机南去，毛人凤于12月22日电告李俊才将其‘扣押严惩’。”
毛人凤的电报属于马后炮，李俊才根本就不可能在老吴飞走八天后将其在天津抓捕，老吴飞走，小李背锅，不久之后天津解放，李俊才只好带着四个潜伏小组全部投诚，估计老吴要是留在天津，除了投诚，也没有别的路可走了——以吴敬中的“聪明劲儿”和“知名度”，根本就藏不住，也不会藏。
既然“就地潜伏”没有半点成功的可能，那么吴敬中也就只有咱们前面所说的归队、投诚、起义三条路可走了，潜伏破坏、顽抗到底不符合吴敬中的性格，那么在您看来，吴敬中会走哪条路？吴敬中选择不同的道路，结果又将如何？他是会像李俊才一样进战犯管理所，还是会像余乐醒一样被安排新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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